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关头，这场反侵略战争不只限于血肉之躯、生死之间的拼斗，更是一场结合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教育、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战争。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业，支援抗战军需民用，在以林继庸为首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领导下，在卢作孚、胡厥文、颜耀秋等爱国实业家呼呼、推动中，国难危急之时，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的民族工业在战火中开始大规模西迁，数百家企业成功迁移，粉碎了侵华日军占领中国工厂的企图。抗战时期的民族工业大迁徙，也是一场持久的经济工业战，让中国的民族工业走上与国家、民族命运联系更为紧密的道路，是我国民族工商界的一次爱国壮举。
林继庸，广东香山人，曾在北京大学理工预科、美国纽约伦斯勒理工学院化学系就读；曾任广东化学工业会委员、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第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工业联络组组长。工业联络组负责联络工业界人士，协助资源委员会的发展，因此林继庸对全国工厂的概况及分布情形有全面调查与了解。加之上海淞沪抗战爆发时，林继庸以上海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身份担任第十九路军技术顾问兼技术组长，为了军需品的供给曾与上海的工业界同甘共苦，深刻认识中国工业的潜在问题。他也因倡议及负责工厂内迁事宜而被誉为“迁川工厂之父”。
持久抗战即为经济工业战
长期抗战必须依赖作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补充，这必须充分调动国内物力、财力，利用资源优势进行持久抗战。经济力量能否持久，是抗战最后能否胜利的关键，而工业建设无疑是经济力量中最重要的一环，因为工业不但是国力强盛的重要依据，也是维持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力，无论军需民用皆不可一日或缺。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工厂绝大部分集中在沿海沿江一带，尤以上海、天津两处为最。1937年，全国（除东北地区）工厂数有3935家，而上海一地就有1235家，约占全国的31% ，其他沿海各省份共2063家，约占到全国的52% 。工业云集于东部沿海及通商口岸的格局，虽对其自身运转有诸多便利，但从国防布局来看，却潜藏着巨大危机：
一旦战事爆发，沿海沿江的工业基地将处于敌人直接打击之下，侵略者将最先摧毁东部工业中心，扼制我国经济命脉，置我军于极端不利之境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短时间内即占领我国东北全境。为进一步扩大侵略，日本策动华北事变，并于1937年7月7日挑起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揭开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侵华日军在占领平津后，决定进攻察哈尔、河北、山西和绥远，同时集结兵力向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上海进攻，企图南北夹击，切断沿海经济命脉，迫使中国屈服。鉴于我国近代经济发展的特殊状况和中日战争的严峻形势，东部企业尤其是重工业的内迁问题被置于国防安全的战略高度。在炮火中抢救面临覆灭厄运的民族工业，保存民族的经济命脉，尽可能使其免遭侵华日军的摧残和破坏，建立大后方新的工业基地逐渐成为中国开展持久作战的关键。
林继庸
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怒潮澎湃，全国上下格外重视国防经济建设。1932年，民国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聘请专家学者从事有关国防建设的调查研究，制定发展计划。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专门负责工业建设，由翁文灏、钱昌照等人负责，“统筹运用并赋予开发全国资源，经办国防工矿事业之任务，以建立腹地国防经济为工作重心”。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民国政府成立国家总动员设计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粮食统制、资源统制、交通统制，各地卫生机关及人员、材料的统制，民众组织与训练及金融财政的筹划等6项措施。其中资源统制由资源委员会作为总动员业务中心，召集有关部门会同筹办。资源委员会举行资源统制会议，在资源项下再细分财务、矿冶、燃料、机器化学、建筑材料、专门人才等8组。
7月28日，机器化学组召开会议，讨论到全面抗战的军需供给问题时，经济部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林继庸把握这个机会，提议把上海的工厂迁移到安全地带。他认为中国工业布局极不合理，重要工厂绝大部分集中于上海。中国军备薄弱，没有强大的海、空军，一旦战事爆发，上海势将不守，民族工业必遭严重打击，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役可为殷鉴。而内地各省地广人稀，缺乏支撑持久抗战的现代化工业基础，难以满足抗战的物资需要，从头建设为时过晚，最好的办法是将上海的工厂迁至内地，既能增加抗战的物资力量，又能避免上海沦陷后工厂为敌所用，符合经济作战原则。
这是工厂内迁的最初倡议，此倡议一提出，与会诸人议论纷纷。有的代表认为工厂确实应该迁移，但恐战事爆发，推动难度大；有的代表认为上海民营工厂规模太小，不值得政府费力搬迁；有的代表则认为民间力量就是国家力量，将民营工厂的生产机器搬进内地固然更好，即使机器不能搬迁，将民营工厂的技术人才动员到内地去，亦有益处。众人广泛讨论后，当天下午资源委员会即指派与上海工业界素有渊源的林继庸和庄前鼎、张季熙前往上海，与工业界人士商洽有关内迁事宜，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厂内迁运动由此揭开序幕。
林继庸推动迁厂进程
林继庸到达上海后，利用与上海工业界的关系，积极争取工业界的支持与合作，并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他了解到工厂内迁是一项前所未有的艰巨工程，需要政界和实业界的密切合作，政府应对内迁企业采取补助津贴、贷款、降低运费和土地配套设施等扶持措施。随后，林继庸把所见所闻的调查结果如实向资源委员会汇报。
1937年8月9日，资源委员会向行政院提交“补助上海各工厂迁移内地工作，专供充实军备以增厚长期抵抗外侮之力量”提案，次日获得批准。行政院决定由资源委员会联合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组织成立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并拨出专款56万元，提供长期低息贷款329万元，无偿拨地500亩，在运输、经费、重建及生产等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政策，以进行内迁总动员。
当天下午，资源委员会邀集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庞松舟、军政部军务司整备科科长王价、实业部工业司司长欧阳仑商议组织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以林继庸为主任委员，驻沪主持一切工厂迁移事宜。林继庸等人即于当日连夜乘车赴沪监督迁移事宜。
8月11日，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正式成立，林继庸研订迁厂三大原则：安全、方便、有利，有计划地将上海区域各大工厂迁至后方。几位监督委员分头工作，林继庸前往上海机器五金同业公会，通知有关工厂准备内迁；庞松舟则到上海海关，接洽有关内迁物资免税与护照事宜。庞松舟与上海海关议妥，请资源委员会行文财政部饬江海关，凭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签字之出口机件清单，对内迁物资免税免验放行，俟到江汉海关后再行查验。
8月12日，内迁前期准备工作有了头绪，林继庸邀胡厥文、项康原、薛福基、吴蕴初、颜耀秋、支秉渊等11位上海工业界领袖组成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具体负责上海民营工厂的迁移工作。
成立大会上，参会者群情激昂，一致表示国难当头之际，愿在上海工广迁移监督委员会领导下开展上海工厂内迁的组织动员、联络协调等工作，为全民抗战贡献力量，大会推举颜耀秋为该会主任委员，胡厥文、支秉渊为副主任委员。这些企业家国家民族观念浓厚，号召力强，他们率先拆迁，为其他工厂树立良好榜样。
并非所有企业家都具备胡厥文、颜耀秋等人的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一部分人存在拒迁思想。他们之中有的唯利是图，心存侥幸；有的对时局认识不清，幻想托庇于租界或外商的保护；有的认为迁移经费庞大，不堪重负；也有的厂家考虑到工厂产品的销路和原料来源，认为工厂只适于在上海生存；有的则买办思想严重，他们依附洋商起家，自以为在日本占领上海后，还能凭着洋人卵翼发国难财。要让已有工业基础的企业家把工厂迁出故土，岂为易事？
面对拒迁阻力，林继庸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安危的大义进行劝导，对拒不从命的顽固分子，他展现出强硬的一面。
龙章造纸公司常务董事傅筱庵拒不拆迁，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乃下令由龙章造纸厂总经理庞赞臣全权负责该厂的内迁事宜，并明确告知傅筱庵，若届时龙章造纸厂仍然未迁，将炸毁工厂，绝不留厂资敌。傅筱庵只好同意迁移，龙章造纸厂遂顺利内迁重庆，后改组为中央造纸厂，成为后方规模最大的造纸厂，在抗战期间，对后方的文化事业贡献良多。
民族工业大迁徙
除了强制的行政命令，林继庸也在深入思考和摸索工厂内迁的方式方法。内迁工作千头万绪，归纳起来主要是“迁”“建”“产”三项，三者环环相扣，而“迁”又是厂矿内迁的重头戏。经费不足和交通运输紧张是迁厂工作面临的最大困难。
为规范各厂矿行为，促进其顺利搬迁，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颁发《迁移须知》，暂定武昌为迁移目的地，根据工厂性质与器件数量给予迁移企业部分津贴。《迁移须知》还就内迁工厂的装箱费、运输费、职工旅费与生活费等相关费用做了详细规定，这极大鼓舞了上海工商界，一些持观望或消极态度的工厂也争先恐后报名，投入内迁大潮。这一阶段还有大批的国营工厂加入内迁行列，战时兵工署所辖的14个兵工厂多半是由战区迁建的。
内迁工作形势大好，资源委员会继而制定了关于迁移工人、机器设备和船只编号等具体规定，保证迁移工作有条不紊，避免在拆迁和安置工作中出现混乱。准备就绪后，工厂设备的拆卸、装运随即进行。就在此时，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交战区交通陷入瘫痪，汽车、轮船等交通工具也大多为军队征用，车船紧张，加上侵华日军猛烈的炮火，车站、码头又是重点轰炸目标，搬迁工作异常艰难，迁厂工作一度陷入困境，不少工厂毁于战火。爱国企业家、工人和技师在炮火连天之际，想尽一切办法，水陆并用，争分夺秒地拆卸机器，抢运物资。
1937年8月22日至27日，第一批装载顺
上海工廠聯合遷移委員會駐漢辨事處職工符號辑號Z020姓名 陳景福中華民國二十六年表 日
昌机器厂、上海机器厂、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厂4家厂的机件，160余名技工的20多艘木船，在隆隆炮声中从上海外滩的苏州河起锚。厂家用树枝及茅草等伪饰木船，每艘船相距半里许，互相照应，循苏州河，用人力划出，
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驻汉办事处职工证件
沿海工厂向内地迁移旧照
途中如遇敌机来袭，则泊于江边芦苇丛中暂避，抵苏州后再雇佣小火轮拖原船至镇江，再换装江轮直驶汉口。
此次采用的运输方法尝试成功的消息传来，各厂均照此办法搬迁，大鑫钢铁厂、中国炼油汽车制造厂、大中华橡胶厂、天原化工厂、裕华纱厂、亚浦耳灯泡厂、徐兴昌铸铜厂、冠生园罐头食品厂、中华书局等企业
均成功迁往指定地点。
随着东部战线的持续扩大，要求内迁的工厂不断增多，内迁工作越发复杂，已非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所能担负，需要一个专责机构来统筹一切。9月2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负责全国工矿事业的调整。11月14日，工矿调整委员会设立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派员奔赴各战区前线督导厂矿内迁事宜，订立各种制度，对有关国防工矿业补助一定的迁移费用，并予以免税、优先运输、奖励奖金等政策优惠。林继庸凭借工业实务专长和迁厂的经验当选工矿调整委员会委员兼执行组组长，为交涉和疏通之事连日奔走，即使左脚受伤，仍拼命工作，感动了许多工业界人士。
广大实业界人士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感召下，齐心协力，克服各种困难，完成使命。上海沦陷时，工矿调整委员会除协助国营工厂，还迁出民营工厂146家，将共重1.46万吨的机器、材料，以及技术工人2500多人安全运达武汉。
上海作为工厂内迁的开端，其经验迅速扩展到江苏、山东、河南、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省份。范旭东、李烛尘、侯德榜等爱国企业家把天津塘沽的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公司和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以及青岛的永裕盐业公司、连云港的久大分厂迁往四川。这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观的工厂内迁运动，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西迁的水上万里长征
1938年1月，民国政府改组行政机构，把有关建设的行政机构合并改组为经济部，工矿调整委员会及其所属的厂矿迁移监督委员会改组为工矿调整处，隶属经济部，其主要职责为办理和监督各地工厂内迁，并筹建新工业区，督促内迁工厂复工，协助和指导厂矿建设，调剂其产品的运销分配；筹措必要资金，进行工矿贷款；辅助设计规划及材料、动力之供需调节；技术员工的调整、训练等。它的成立，扩大了以往工矿调整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对后方工业建设发挥出积极作用。
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经济部部长兼工矿调整处处长，林继庸任工矿调整处业务组组长，具体负责工厂迁移和复工生产事宜。
林继庸受命到达武汉，成立武汉办事处，亲自指挥督导建厂复工，迁至武汉的工厂相继复工生产。可惜好景不长，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溯江而上，武汉及其周围地区已非安全久留之地，迁到武汉的工厂不得不再度迁移。
广袤的西部地处高原地带，四周高山环绕，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内大陆线被敌军割断后，滇缅铁路、中印公路等国际交通线成为战时交通运输的中心。同时，西南地区以长江为天然依托，内河航运相对发达，战时的兵员与物资可以经过长江直通东南诸省，运输相对便利。西南地区的中心四川被称为“天府之国”，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是沟通东西经济和西南西北的结合部，而四川所辖的重庆又是长江上游的金融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且有一定的近代工业基础作为支撑，是沿海工厂内迁的理
想之地。
工厂二度迁移也得到西南诸省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四川、云南、湖南等省政府先后派人前往武汉，宣传鼓励各厂家前往本省，并答应给予运输、建厂、生产方面的优惠
迁至武汉的工厂分成三路：一路向南，迁往湘南、湘西和桂林；一路向北，迁往陕西；更多厂家则选择向西，经由宜昌迁往四川。武汉入四川，多半是溯江而上，靠的是无穷尽的
人力，向西迁厂之路形成了一派壮观的水上万里长征景象。从拆厂、迁运到复工，每个内迁工厂都有着感人肺腑的故事。
1938年10月，近30万吨物资和近万名技术人员汇集
小者亦可载10吨至20吨。柏木船曾在古时独霸川江，随着社会发展渐渐被近代交通工具所取代。厂矿迁川过程中，这种原初的运输工具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
由于川江航线滩多流急，而一些机器重达数十吨，没有合适的码头和起重机，全靠人力装卸。他们将所有单位物资按轻重缓急分为最重要、次重要、较重要三等，优先起运最重要物资，并采取白天航行、晚上装卸宜昌，候船西进。由宜昌至重庆，水路全线长达650公里，川江航道水急滩多，运输极为不易。与此同时，地面侵华日军步步进逼，空中日机昼夜轰炸，形势异常危急。
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
卢作孚率民生公司轮船抢运设备和人员入川旧照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成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责成交通部次长卢作孚主持其事。卢作孚不仅是政府官员，更以实业家著称于世，他创办的民生公司，是当时中国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民营航运企业。即使如此，民生公司能派用的轮船也只有22艘，以每月约6000吨运量也需4年多。为此，公司费尽周折，从民间征调850余条柏木船，加上火轮，全力投入抢运。
柏木船是一种平底船，大者载重114吨，的办法，对各类船只和装运的物资器械，实行长短距离不等的分段运输，如最重要的物资由宜昌直达重庆，其他物资先运到沿江港口，然后再转运。这样就能保证船只早出午归，提高运输能力。
在江中运输的柏木船队如蚁队，即使敌机临空扫射，抢运工作也不曾停止。他们艰辛地在难于上青天的川江蜀道中运行，途经近80处险滩，触礁覆舟或坠落山崖者，屡见不鲜。尤其巫峡两岸，峭壁数百尺，纤夫无法立足，船只只能满帆借助风力上行。掌舵、搬崩互相配合，渡过难关。
经过40天昼夜不息的抢运，终于赶在长江枯水期到来前，运送完近20万吨机器、材料和全部人员。民生公司以付出16艘轮船被侵华日军炸沉、炸损，116人献出宝贵生命、76人致残的惨重代价，保存了庞大的工业设备，为发展后方工业奠定基础。
随迁工人和技师在复工时，依然冒着敌机的轰炸，挖山凿洞，建房装机，边躲边干，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与坚定的抗战精神。
烽火中的工业奇迹
在工业领袖的热心参与、民间团体的通力合作以及林继庸等人折冲协调能力的配合下，1940年夏，迁厂工作取得巨大的成效：除政府经营的工厂，约有600家工厂、12万吨设备和原材料、3万名技术工人顺利迁到内地。迁入工业既有机械、纺织、化学工业，也有教育用品业、电器制造业以及工矿业、钢铁业等。
为使迁川工厂重新运转，发展后方工业，保障生产安全和促进工业技术进步，政府有关部门对工矿业、小工业及手工业公布诸多奖励措施，并设法代为解决资金、征地、原料、技工等困难。中央信托局特为西迁厂矿承办保险，规定国家对内迁企业的承保范围，在企业遭到轰炸时，可为受损工厂提供必要的资金补偿，这无疑给后方工矿经营者莫大的鼓励。
为建设新的工业区，林继庸和庞松舟、欧阳仑抵达重庆后便召集迁川企业家共谋大计。林继庸等人往返于川江航务处、四川建设厅等部门交涉建厂复工之事，踏遍重庆各地，预勘设厂地址，圈地搭棚，存储物资，谋划安置工人。综合考虑了空袭安全、迅速复工、行业联系等因素，他们选择在山谷之间、地势隐蔽且交通便利处兴建大工厂，把重要机器藏在山洞中以保安全。各工厂之间布置疏而不密，方便联系。
内迁工厂在各方援助下，相继实现建厂与复工，逐步在四川、湖南、云南、广西等地形成8个新工业区。在敌机肆意轰炸、生产安全遭到严重威胁的恶劣条件下，内迁工厂克服重重困难，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军火支援前线，制造了新设工厂急需的机器，有力保障战略物资的供应和后方民众的生活所需。
内迁企业多数是中国当时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设备较好、技术较高的工厂。它们的内迁，不仅把沿海地区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到内地，还把大批企业家、科研技术人员和熟练的技术工人汇集到大后方。
这批工厂“尖兵”和工业“精英”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共赴国难的奉献精神，培养后方技术人才，不少人更是绞尽脑汁研制工业新产品以应战时之需。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水利工作者勘测了10多个省的50多条河流，其中张光斗在四川龙溪河等多处勘测水力资源，进行水电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侯德榜在永利碱厂埋头苦干，发明了震惊化学界的“侯氏制碱法”。
1938年至1944年，在重庆中央政府注册的专利达431件，比之前25年注册的专利数增加了 56% 。重庆的工业发展更是惊人，俨然形成战时的“小上海”。
这场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民族企业大迁徙，不仅开发了西部资源、发展内地经济，而且改变了东西部工业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促进了战时经济的发展，有力支援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中国人民在迁移和复工过程中表现出同仇敌汽的家国情怀和克艰攻难的奋进精神，在抗战史上写下不屈而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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